1948年7月16日，湖北襄阳城内，国民党第十五绥靖区司令康泽被解放军从地下工事中搜出。这个曾经能够直接面见蒋介石的人，此时衣着凌乱，右侧身体带着轻微烧伤，身边的指挥系统已经瓦解。 襄阳失守前，康泽并非没有准备。他奉命担任襄阳守军指挥官后，调集嫡系部队和特务人员加固城防，反复向部下强调，襄阳是武汉外围的重要屏障，不能轻易放弃。 有意思的是，7月1日恰逢康泽生日，城内还曾安排宴席和戏班。酒席尚未散尽，前线传来老河口失守的消息，城中气氛骤然改变。几天之后，解放军完成合围，襄阳外围据点接连被突破。 7月15日，解放军发起总攻。第二天凌晨，部队突破城防，迅速向国民党司令部推进。康泽起初还通过电话调动部队，后来电话线中断，退路被截断。他的副官劝他换上便装突围，他没有接受。 “司令，外面已经守不住了，还是赶紧走吧。” 康泽没有回答。等到司令部被炸塌一角，他躲进地下工事，最终被解放军战士发现。两名副手已经先行逃走，康泽却因行动不便，被困在工事之中。被押出时，他仍试图保持军人姿态，只是已经没有可以调动的部队了。 康泽之所以引起前线官兵强烈反感，不只是因为襄阳一战。更早以前，他长期负责国民党内部的特务和政治组织工作，尤其在对付红军和革命根据地方面，留下了极深的历史印记。 康泽毕业于黄埔军校第三期，曾赴苏联学习。回国后，他逐渐进入蒋介石身边的核心圈子。1932年，复兴社成立，康泽参与组织筹建，并负责其中一支带有特务性质的武装力量。1933年以后，这支力量被称为“别动队”。 别动队不同于普通军队。它强调秘密活动和地方渗透，人员往往以小股形式进入根据地周边，搜集情报，破坏基层组织，策动地方势力。康泽还推动训练骨干，派人到江西、福建以及鄂豫皖等地区活动。 在国民党第五次围剿期间，别动队配合正规军推进，对苏区地方政权、交通线和群众组织进行破坏。对于红军而言，这些人不一定出现在正面战场，却可能突然出现在村镇、交通要道和后方驻地，威胁并不比一支普通部队小。 康泽的手段，带有鲜明的秘密警察色彩。抓捕、审讯、策反和清剿，被他视为瓦解根据地的重要办法。许多革命干部、红军家属和地方群众因此受到牵连。也正因为如此，红军官兵对他的名字并不陌生，前线要求严惩康泽，情绪十分强烈。 然而，康泽没有在襄阳被当场处置。战斗结束后，中央很快发来指示，要求将他押往华北，途中使用可靠武装看押，并采取严格防范措施。毛泽东之所以特别关注此事，既因为康泽掌握大量国民党特务系统内幕，也因为他长期参与反共行动，具有较高的政治和审讯价值。 蒋介石得知康泽被俘后，随即对外宣称他已经阵亡，并把他塑造成“英勇牺牲”的将领。国民党方面显然不愿承认这名核心人物落入解放军手中，担心消息传开后影响军心。可是，康泽被俘的事实很快传遍各地，所谓阵亡声明也无法改变局面。 押到华北后，康泽被关押在功德林战犯管理所。这里没有战场上的枪声，却有持续多年的思想教育和政策学习。对于曾经掌握特务组织的人来说，身份的变化极其彻底：从能够发号施令的军政要员，变成接受管理、反省历史的战犯。 1956年以后，康泽曾获准外出参观，接触到新中国的建设情况。1963年4月9日，他获得特赦，后来被安排到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工作，参与整理复兴社、三民主义青年团以及国共合作谈判等方面的材料。 这些文字，既是个人经历的回述，也成为研究国民党组织体系和军政运作的一份资料。那个曾经让红军深感棘手的康泽，最终以文史资料工作人员的身份度过晚年。1973年，他在北京病逝，结束了颇具转折意味的一生。 特别
